美國正重塑全球經濟新秩序
發佈日期 2023.05.31
作為貿易全球化重要推手的美國,長年提倡「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並主導世界的經濟秩序。在這背景下,企業為了追求最大經營效益,不斷前往低成本國家投資布局。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吸引許多跨國企業開拓在華市場,同時將生產基地設在中國大陸,從而演變成單一供應鏈,無形中埋下對華經濟依賴的基礎。然而,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對美國產生的威脅與日俱增。這讓川普總統上任後,高調提倡「美國優先」的商業保護主義,同時祭出各項經濟制裁,以此抑制中國大陸的擴張。到了拜登執政後,更是加大制裁力道,透過實施《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和《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封鎖中國大陸半導體的發展。

《The interpreter》引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演講,他認為在以往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下,美國過度依賴市場機制,導致產業嚴重外移和斷鏈。而拜登政府目前正準備採取一系列的手段,來重塑新的全球經濟秩序。

新自由主義特色

以國際關係角度而言,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之間可透過互相合作,來降低衝突和競爭。在這制度下,國際間可藉由密切、積極的合作,形成相互依存的關係,降低衝突發生。在經濟層面上,該主義強調自由的市場機制,主張減少政府的干預,例如透過減稅、放寬法規,來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提高其投資意願,進而帶動國家整體發展。

然而,在沒有政府干預的狀態下,企業迅速的擴張也可能會導致產業壟斷。同時,國家也會因稅收減少,不得不降低社會福利,從而拉大貧富差距。
 
自由市場機制的不足

蘇利文表示,市場機制無法真正展現調節功效,過度著重成本考量的後果,便是導致產業外移,使美國的工業基礎大幅流失。其次,隨著地緣政治的變化,新自由主義在關鍵時期削弱了美國,並為其他國家提供了發展機會,特別是在半導體生產的領域。此外,市場機制的失靈,也造成了氣候危機。同時,為促使全球經濟一體化,美國曾將中國大陸融入全球經濟秩序,但最終仍無法使其政治自由化或緩和其軍事擴張的野心。

美國正發展全球經濟新秩序

《The interpreter》指出,華府正透過廣泛的手段,來重建美國的工業基礎,藉此提升對中競爭優勢,以及應對氣候變遷。當中包括「加強公、私營機構合作」、「重定經濟規則」、「提供經濟鼓勵和補貼」,以及創建「經濟夥伴關係」。事實上,早在2022年拜登政府便已透過《降低通膨法案》和《晶片與科學法案》,提供大量的補貼、稅收減免和貸款等激勵措施,發展美國半導體產業和綠色技術。

然而,在重塑市場的過程中,華府的產業政策也對一些盟友如歐盟、日本等經濟體的產業發展,產生間接衝擊。為了降低這些擔憂,拜登結合多邊機制,透過和各國協調政策,彈性調整激勵措施,從而減少市場扭曲程度,這其中就包含了「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和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CC)。
值得注意的是,勾勒出新的經濟格局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這表示華府對經濟政策轉變的動力,主要是來自對中國大陸的安全隱憂。相較於國內政治分裂,應對中國大陸的威脅已成為華府兩黨的共識。拜登的產業政策不僅是希望提高美國半導體和綠色技術的生產能力,更是期盼進一步抑制中國大陸在關鍵科技的發展。

《紐約雜誌》(New York)也指出,拜登的「新華盛頓共識」原則,便是透過政府的補貼和直接公共投資,將資本引導至生產領域,藉此持續提升美國的經濟增長,加強抵禦地緣政治的衝擊。此外,部份產業政策也可將補貼資格與工資標準掛勾,來緩解貧富差距,並擴大對開發中地區的投資,減少區域的不平等性。同時,蘇利文認為,新的經濟協議應尋求消除企業避稅的行為,加強勞工和環境的標準。

重建秩序的挑戰

當華府正如火如荼展開重塑經濟秩序的行動時,有分析指出這將面臨兩項挑戰。首先,「新華盛頓共識」尚未獲得國會兩黨的全面支持。由於拜登簽署任何協議都必須獲得國會批准,這也讓重建秩序的過程增加了不確定性。同時,若明年共和黨在總統大選獲勝,拜登現有的大部份願景,將很有可能被推翻。其次,華府的針對性產業政策,也可能會增加地緣政治衝突的風險。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的經濟專家Adam Posen也認為,美國透過發放大量補貼,吸引全世界對其國內製造業投資的產業政策,將會破壞全球南方國家(Global South,指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發展中地區的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

調整自由市場機制並非首例

早在「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便已嘗試調整自由市場機制,來解決危機。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採用「凱因斯學派」,透過實施財政與貨幣政策,讓政府適當介入自由市場,以對抗大蕭條的衝擊。這和拜登現有的產業政策,有部份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是因為自由市場過度發展,以致對國家產生經濟隱憂,促使政府出手調節。如前文所述,華府認為美國過去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過度依賴市場機制,導致嚴重的產業外移和斷鏈。為了應對中國大陸的擴張,白宮一方面祭出多項出口禁令,並擴大《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FDPR)的效力,加強對華貿易限制;另一方面,也透過《降低通膨法案》和《晶片與科學法案》扶植國內製造業發展,重新塑造半導體、電動車和稀有礦物等關鍵產品的供應鏈。

從先前川普的貿易戰,到如今拜登的經濟圍堵戰略,可見「地緣政治」已成為市場運作的基礎。在這原則下,美國預計會持續介入市場,在限制對華出口的同時,也會透過發放高額補貼等誘因,吸引企業投資,藉此掌握關鍵技術和供應鏈發展。
 
 
 
 
 
 【資料來源:國際經貿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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