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經濟在疫情期間因清零政策停擺。為防止疫情擴散，北京當局對各城市人流嚴格管控篩檢。封城所造成的交通物流中斷，除了基本面上使食物、藥品短缺外，也對整體零售與製造業產生衝擊。防疫與消毒政策，迫使製造延期、供應鏈中斷，中國大陸的世界工廠之名因此蒙塵。

在結束清零後，全球石油、銅等大宗商品因預期中國大陸需求增加，導致價格一度上升。今年3月，時任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宣布了約5%左右的實際GDP成長目標。起初，在旅遊業、零售業等產業復甦下，確實有帶動一些經濟成長。隨著疫情解封，製造商恢復生產也提升了出口額。然而，到了第二季尾聲，這份光景卻逐漸轉為黯淡。根據北京當局和外界最新的GDP預測，中國大陸的經濟正處於下滑趨勢。這些現象可從國內消費和企業投資金額下降看出一些端倪。

如今，中國大陸民眾正減少消費性支出，並將資金轉為銀行儲蓄。這意味著民眾對於非流動資產的信心正在下降，從而將資金投入到流動性高的理財工具上。事實上，當北京在2015年開始擴大對經濟的管控時，銀行存款佔GDP的比例已增加了50％之多，而民眾的消費支出也從當時至今下降了約三分之一。

《外交事務》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的疲弱主要是來自當局對疫情極端反應的結果。即國家加強對經濟的干預，增加了民眾和企業對前景不確定性的恐慌。自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當局降低市場干涉，並建立一個開放的經商環境，兼且以低廉且龐大的勞動力，吸引外資前往布局。然而，這樣的光景在維持數十年後，近期正逐漸消逝。不少專家認為，中國大陸當局在防疫期間對經濟的干預，已徹底打破外資對中國大陸自由市場的信心。

當面對未知的不確定性時，民眾通常會降低投資和消費的意願，轉而選擇保守型的理財方式來迴避風險。不過，這將不利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因為當民眾減少消費支出時，各種商品的需求也會隨之降低，這會進一步衝擊到企業的獲利，業者不得不透過裁員、縮編的方式來維持營運，最終便會導致失業率上升。

無可否認，房市泡沫化、美國貿易制裁等也是造成中國大陸經濟疲弱的原因；但《外交事務》認為，中國大陸政府的經濟干預仍是主要因素。早在疫情爆發前，北京就開始擴大國營企業的規模，並加強對經濟的監管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管控的範圍也從商業活動，逐漸延伸到其他領域。此外，由於民眾對朝令夕改的政策已司空見慣，因此也降低對政府施政的信心，這將提高政府在疫後刺激經濟的難度。事實上，在疫情結束後，北京曾推出多項刺激消費的政策，但成效有限。在今年上半年，申請銀行貸款的中國大陸企業比例，仍和2021年大致相同，儘管中國大陸央行和財政部持續鼓勵低利率貸款，卻始終無法達到預期的成果。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則分析，中國大陸的經濟復甦之路之所以走得如此崎嶇，可能和政府的施政方針有關。由於習近平認為，中國大陸現在必須要做好和美國長期軍事對峙與經濟對抗的準備，因此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已非中共的首要任務。而清零政策的中止還是降低了習個人的威望；對科技公司的監管，也造成本企外移與外企出逃。《經濟學人》認為除非中國大陸能持續提高生活水平，否則將會降低其與美國抗衡的競爭力。

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前景，許多國際組織都持保守的看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預測中國大陸2024年年度GDP的增長率為5.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則預計為4.5%。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數字未來仍可能會再下調。然而，中國大陸經濟放緩也可能對全球產生負面影響。倘若中國大陸的儲蓄率提高，消費和投資不斷降低，這將會拉低進口的需求，影響其他國家的對中出口。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則認為，在當前中國大陸政府的高度干預下，許多中國大陸的資金、人才和技術正在持續外流。華府此時應放寬對中限制，廣納這些從中國大陸流出之資源，並將此轉化為對華的競爭力。如果美國能有效地吸引有生產力的中國大陸資本、勞動力和創新力，將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美中貿易衝突所造成的巨大經濟成本。

事實上，中國大陸在剽竊美企的智慧財產時，大部份都是透過網絡犯罪或商業間諜等形式進行。在這種情況下，華府應採取其他更有效的手段來解決，而非加大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同時，消除對華的人才和資本限制，基本上不會損害到美國的繁榮和國家安全；相反地，這將提高北京復甦經濟的難度。

 

 

 

 

  【資料來源：國際經貿服務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