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 WTO 多邊談判陷入僵局，特別是杜哈回合的長期停滯，令上訴機構癱瘓導致爭端處理系統失靈，越來越多國家選擇轉向複邊協議（plurilateral agreements）與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TAs），以推動特定領域的貿易自由化與制度創新。在 WTO 體系內，複邊協議通常由部分會員針對特定議題自願參與，未必對所有會員具有拘束力，卻有助於避開「全體一致」的決策門檻。例如，2015 年擴大版協議由 53 個 WTO 成員達成共識，涵蓋全球超過 97% 的資訊科技產品貿易，成功消除數千項產品關稅的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自 2013 年起由 23 國展開談判，涵蓋商業、金融、通訊等服務領域的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

 

儘管中國大陸未參與，該協定仍被視為 WTO 服務貿易規則的潛在更新途徑；另外，2014 年啟動，由中美歐日等 14 國參與，旨在降低太陽能面板、風力渦輪機等環保產品關稅，目前談判雖暫停，仍具象徵意義的環保產品協定（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 EGA），以及2019 年起，超過 70 國啟動對數位貿易、跨境資料流動、網路服務規範建構的電子商務規則談判，此被視為填補 WTO 對新興議題掌控不足的努力。

另一方面，區域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亦快速擴張。例如，美國歐巴馬政府曾大力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前者涵蓋 12 國、佔全球 GDP 約 40%。雖說川普上任後宣布退出，但剩餘 11 國於 2018 年完成《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而後者則旨在整合美國與歐盟市場，但因歐方內部歧見與美國轉向保護主義而擱置。而亞洲方面，由中國大陸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於 2020 年完成簽署，成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進一步重塑區域經濟架構。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這些替代機制雖非取代 WTO，但已在實質上邊緣化了多邊體制。在缺乏統一貿易法院與普遍適用規則的情況下，全球貿易體系正從一個共同場域分裂為多個制度圈。雖然複邊與區域協定提供了彈性，但亦引發「規則碎片化」與發展中國家被排除的風險。沒有 WTO 的整合平台，全球貿易恐陷入制度不一致、標準混亂與治理失效的惡性循環。

根據 CFR 的分析，如果美國拒絕賦予 WTO 任何處理中國大陸問題的角色，「那麼這個機構將形同被宣布死亡」。而面對此困局，WTO 秘書長奧孔喬－伊韋阿拉（Ngozi Okonjo-Iweala）多次呼籲制度改革，並以恢復成員信任為首要任務。她主張，優先恢復上訴機構運作；強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與轉型援助，並推動魚類補貼與數位貿易談判的突破以及鼓勵複邊協定成果逐步納入多邊框架。雖然當前若無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實質參與，改革前景仍具高度不確定性。但若WTO能在疫苗分配、數位規則或漁業永續等議題上取得突破，仍有可能重拾自身正當性與領導地位。

面對全球貿易體系的劇烈變遷，WTO 正處於關鍵的歷史十字路口。從杜哈回合的挫敗，到上訴機構的停擺，再到美中對抗對多邊主義的系統性挑戰，這個曾是「全球化憲章」象徵的組織，如今正被質疑功能性、合法性與前瞻性。儘管如此，WTO 的價值並未隨制度困局而消失。它仍然是全球唯一涵蓋超過 160 個國家、具有共同法律規範與爭端解決架構的國際貿易組織。若貿易爭端完全退回無規則的國際政治博弈，弱勢國家將更加難以在制度上自保，全球經濟也將更加不穩。在當前「地緣經濟化」（geo-economics）與「制度碎片化」（regulatory fragmentation）趨勢交錯下，WTO 的未來不只取決於內部改革，更需大國的協助與共識，特別是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政治意志。美國若持續封鎖上訴機構，中國大陸若持續採用不透明的補貼與產業政策，則 WTO 恐只能淪為談判平台而非治理機構。

CFR即建議，未來的 WTO 重建，應從幾個關鍵方向著手，首先，是制度改革，恢復上訴機構、簡化共識決策、提高透明度；次之，處理數位貿易、綠色補貼與供應鏈韌性等新議題的納入；再者，強化包容性，真正落實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移與市場支持；最後，將複邊合作轉向多邊共識，使部分自願協議逐步整合至 WTO 架構中。正如《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文章所指出，「WTO 的問題不是它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如果全球領導者無法集體面對氣候、公共衛生、數位壟斷與產業補貼等新挑戰，那麼全球貿易體系將朝更加不穩定與不平等的方向滑落。未來的 WTO 必須朝向制度更彈性、公平性更強的方向改革，以確保自身在全球治理架構中的合法性與核心地位得以延續。

 

 

 

 

 

   【資料來源：國際經貿服務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