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於第二任期內大力推行貿易保護政策，並以驚人的力度兌現了他的競選承諾，在短短兩個月內先後宣布了多項政策，而關稅則成為其經濟戰略的核心手段。然而至今，這些措施似乎不僅未能有效解決經濟問題，反而加劇了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對美國自身經濟亦帶來諸多負面影響。

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川普政府打算在4月2日實施新一輪的對等關稅稅率，並預計於當日向各個貿易夥伴提出一個「數字」，該數字將反映這些國家自身的稅率、非關稅貿易障礙、貨幣操作和其他因素，是美方針對每個特定國家祭出的對等關稅稅率。雖然至今他的執政團隊尚未公布計畫的具體細節，但據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美國政府隨後將與這些國家進行談判，各國仍可透過降低貿易障礙，以避免更高關稅。

從川普的第一個任期至今，他依然執著於關稅政策，似乎認為透過關稅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然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指出，雖然關稅有時確實可以幫助實現部分目標，像是，針對特定國家的關稅可以有效地轉移供應鏈，使美國減少對敵對國家的依賴。但實際上，關稅基本上從來都不是解決川普所關心問題的最佳政策選擇，而且，鑒於這些問題的複雜性與相互關聯性，試圖用關稅解決其中一個問題，可能會削弱美國應對其他問題的能力。

雖說關稅確實作為政府的收入來源之一，但與其他稅收方式相比，關稅的徵稅效率極低。以2024財政年度為例，美國聯邦政府的支出總額達6.4兆美元，而美國當年進口的商品總額僅為3.3兆美元，即使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0%關稅，也不足以支撐聯邦政府的支出。而且若徵收如此高的關稅，將大幅削減進口，進一步降低美國的財政收入，對經濟造成巨大衝擊。由此可知，關稅無法完全取代這些稅種成為主要財政收入來源，且與關稅不同的是，其他稅種能夠在較大稅基上以較低稅率徵收大量收入，同時對經濟扭曲的影響也較小。

對於川普政府所提出的許多美國經濟問題，包括貿易逆差、製造業回美、提升國家安全等，其根源其實在於國內。據《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相關報導表示，近年來聯邦政府約60%的收入來自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在2024年，美國個人所得總額達24.7兆美元，再加上企業所得，便構成了規模更大的稅基。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分析，即使川普精心挑選能最大化關稅收入的商品，並對其徵收高達50%的關稅，這樣所得到的收入仍僅能達到現行美國個人和企業所得稅收入的40%，並且對經濟扭曲的成本還遠遠高於所得稅。此外，針對川普「減少美國貿易逆差」這一目標來看，關稅雖似乎能夠通過減少進口來縮小貿易逆差，但達成此條件的前提是出口不受影響。然而，實際情況是，當美國提高關稅後，消費者減少對進口商品的購買，導致美元升值，而美元走強則會提高外國購買美國出口商品的成本，從而降低美國商品的競爭力。而且再加上貿易夥伴的潛在報復行動，這可能更進一步打擊美國出口，拖累經濟增長。

一個國家的貿易平衡，最關鍵的是由其儲蓄與投資的平衡來決定。對於美國這樣儲蓄率低、投資率高的國家來說，貿易逆差幾乎是必然的，因為美國需要來自海外資本的流入來支撐其投資需求。來自其他國家的企業和個人賺取美元後，往往選擇購買美國的股票、債券和房地產，而不是購買美國製造的商品。由此可見，僅透過關稅也無法改變貿易逆差的根本經濟因素。

川普除了想解決貿易失衡的問題外，也想將製造業遷回美國，藉此提升本地的就業機會。然而，指望關稅來促進製造業就業，存在多重問題。從個別產業來看，關稅確實相當於一種補貼，但它補貼的是「國內生產」，而非「就業」。如今，製造業越來越依賴機器人、自動化技術，而非人力。例如，一家新的半導體工廠可能耗資200億美元建設，但實際運營時所需的人力卻極少，主要是少數受過高等訓練的工程師。關稅雖可能吸引企業設廠，但不一定能創造過去那種大量製造業崗位。另外，關稅還會推高商品價格，對廠商們造成更多負擔。像是，徵收鋼鐵關稅可能提高汽車和機械的生產成本，影響更多就業機會。在提高某些產業的競爭力時，反而可能減少製造業就業，並傷害使用這些原材料的下游產業，因為這優先保護了部分產業的工人，卻損害了其他產業的利益。經濟學家Kadee Russ和Lydia Cox估算指出，在美國每創造一個因關稅受益的鋼鐵廠工作崗位，就會有80名下游產業（如汽車、機械、農業設備）工人受到負面影響。

從1940年代到1990年代，美國、歐洲國家和其他國家之間達成的關稅削減協議，目標是讓市場變得均衡，而非讓單一產品的最終關稅稅率完全一致。因此，美國及其貿易夥伴徵收的關稅並不完全對等，這是因為歷來美國談判代表追求的是「關稅調整的對等」，而非「關稅稅率的對等」。如今，川普卻將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迫使其他國家降低關稅，與美國達到相同水平。許多國家對某些商品的關稅比美國低，例如日本的汽車、歐洲的卡車，以及紐西蘭的乳製品。然而，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未必會主動降低這些美國產品的關稅，以與他國水準看齊。因此投資者及學者們對於川普「對等關稅」的關切是否出於真正的誠意，也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而更讓人們擔心的是，即使有國家同意與美國談判對等關稅，川普仍可能提出更多額外的、甚至與貿易無關的要求。這種做法在他的政策中已屢見不鮮。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認為，川普政府應該利用更全面的經濟政策工具，特別是美國擁有龐大的政策資源庫。其中包括與盟友合作來多元化關鍵產業的供應鏈、縮減財政赤字，以及修改美國稅法，以減少企業將生產外包至海外的動機，甚至鼓勵它們創造更多製造業就業機會。若想真正降低貿易逆差，美國應優先減少聯邦預算赤字，並調整稅收政策以提高儲蓄率，而非依賴關稅。除非美國的儲蓄率相對於投資率上升，否則關稅不會直接縮小貿易逆差。再來，針對「振興美國製造業」來看，美國應優先考慮調整稅收與補貼政策來吸引企業投資，像拜登政府時期的《晶片與科學法案》就能有效促進產業發展並確保供應鏈安全。而在國防與國家安全領域，產品的購買方有時與生產方同樣重要。相較於進口關稅，針對科技供應鏈多元化的補貼政策，對需要半導體的企業來說，成本負擔較低。這正是補貼政策與盟友合作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它能有效地分散風險、分擔成本，並建立對抗共同敵人的集體防禦機制。

川普的關稅政策雖旨在保護美國經濟，實際上卻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如今由於關稅政策的朝令夕改，導致市場不確定性升高，削弱了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可信度，同時對國內外經濟造成嚴重的干擾。若美國要真正改善貿易狀況、振興製造業並確保關鍵產業的安全，應該採取更為全面和穩定的經濟策略，例如減少財政赤字、鼓勵國內儲蓄、提供產業補貼，以及與盟友合作，而非單方面依賴關稅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