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雖促進區域內投資與供應鏈整合，但也導致製造業就業機會流失，加深工會與藍領階層的不滿。這股反全球化的聲音在 2008年金融危機後更加擴大，失業、收入停滯與貧富差距惡化，使得自由貿易在美國國內失去廣泛支持。川普政府執政後，這股情緒被推向高峰。他以「美國優先」為口號，對中國大陸、歐盟及加拿大等貿易夥伴加徵高額關稅，認為只有透過施壓才能糾正長期以來的不公平競爭。這種強硬作法一方面回應了中西部與藍領選民的不滿，另一方面卻打破了自二戰以來美國推動多邊秩序的傳統。拜登政府雖然在外交語言上重視盟友合作，但在實際政策上卻延續甚至擴大了部分川普時期的措施，例如半導體出口管制與「降低對華依賴」的供應鏈重組。這顯示美國的貿易策略已不再以「全面自由化」為核心，而是朝向結合安全、科技與產業政策的複合戰略。

川普政府自2018年起對中國大陸、歐盟、墨西哥與加拿大等主要貿易夥伴加徵關稅，開啟了二戰後規模最大的貿易戰。白宮當時的論述是「重建公平」；也就是希望透過提高外國商品成本，迫使製造業回流美國。然而，實際效果卻與預期大相逕庭。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美國對中國大陸商品平均加徵 19.3% 的關稅，使美國進口商與消費者承擔了幾乎全部成本。例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報導，洗衣機價格在關稅後上漲約12%，間接推高乾衣機價格，即使後者未被課稅，但這也顯示關稅成本已迅速轉嫁到終端市場。

在就業面，川普政府聲稱關稅能挽救製造業，但數據顯示影響有限。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研究指出，雖然部分鋼鐵與鋁業出現短期新增就業，但整體製造業因報復性關稅與進口成本上升而受挫。例如，中國大陸對美國農產品加徵報復關稅，直接打擊美國大豆、玉米與豬肉出口，迫使政府在2018至2020年間提供超過28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USDA），而這筆「買單」最終由納稅人承擔。

此外，據《國際貨幣基金》（IMF）估計，美中貿易戰在 2019 年使全球 GDP 減少約 0.8%，美國國內投資意願下滑，企業供應鏈更趨分散化。拜登政府上台後並未取消主要關稅，而是將關稅與國家安全掛鉤；並在半導體與綠能領域，採取出口管制與補貼並行的策略。這使得美國經濟政策呈現「戰略保護主義」與「產業補貼」並行的格局。

這樣的經濟政策，也讓美中貿易戰持續挑戰二戰後由美國組建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這個後冷戰時代多邊貿易體系最重要的規則平台，原本肩負推動市場開放與爭端解決的角色，卻在過去十年間逐漸陷入癱瘓。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美國自2017 年開始阻撓任命上訴機構法官，導致 WTO 爭端解決機制於 2019 年幾近停擺。這使得各國在面對爭端時，愈來愈傾向透過雙邊或區域性協定解決，而非依賴多邊規則。

同時，中國大陸以「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持續推動補貼與產業政策，也與以市場自由為基礎的 WTO 原則存在根本衝突。歐盟、日本與美國近年來雖試圖在 WTO 框架內提出改革方案，例如限制國有企業補貼、加強透明度，但因中國大陸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反對，始終無法取得共識。結果是，全球貿易規則逐漸碎片化，區域協定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反而成為主要貿易互動平台。

這種碎片化趨勢預期將帶來雙重後果：一方面，區域性協定允許志同道合國家制定更高標準規則；另一方面，卻使全球體系更加複雜，形成「貿易拼盤」格局（spaghetti bowl）。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經濟合作的未來將更依賴靈活的多邊安排，而非單一統一的全球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