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邊體系失靈的情況下，一種新的合作模式正在浮現，即「開放多邊主義」（open plurilateralism）。這種模式不同於傳統的普遍多邊規則，而是由一群「志願國家」組成的聯盟，在特定領域制定高標準規則，並保持對其他願意遵守規則國家的開放性。正如《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分析，這些「志願聯盟」可能是維持全球貿易秩序最務實的選擇。

具體實例包括《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CPTPP），雖然美國最終退出，但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國仍推動協議落實，並在數位貿易、勞工與環境標準方面制定了高於 WTO 的規則。《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即指出，英國於 2023 年正式加入 CPTPP，等若肯認了高標準區域貿易規則的必要性。另外，《日經新聞》（Nikkei Asia）的報導表示，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雖未包含傳統的市場開放條款，但著重於供應鏈安全、數位經濟與潔淨能源合作，反映出「選擇性合作」的新型態。

此外，據《彭博社》（Bloomberg）報導，在科技與國安領域，開放多邊主義同樣成為策略工具。以半導體供應鏈為例，美國、日本、荷蘭與臺灣形成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正是為了限制中國大陸取得先進製程技術，同時確保友好國家之間的產業互補。同樣地，歐盟也透過《歐盟晶片法案》（EU Chips Act）推動跨國合作，意在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透過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志願聯盟」的優勢在於其靈活性。它避免了像 WTO 一樣因成員數量龐大而導致的決策僵局，讓有共同利益的國家能更快回應挑戰；不過，這個志願聯盟顯著的缺點在於，容易造成制度碎片化。對美國而言，如何運用自身的科技優勢與資本市場，吸引盟友加入這些聯盟，將決定其能否在美中競爭中維持規則制定的主導權。

雖然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積極尋求「志願聯盟」與新的合作架構，但任何國際戰略若無法處理國內勞工的結構性挑戰，都將缺乏長遠的政治合法性。川普政府的關稅戰與拜登政府的產業政策，某種程度上都是對長期累積的「中國大陸衝擊」的回應。根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News）的研究，1999 至 2011 年間，中國大陸進入世界市場造成美國約 200 萬製造業工作消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指出，這些失業集中於中西部與南方的藍領社群，進而助長了民粹政治的興起。

然而，即使貿易壓力得到部分緩解，美國勞工仍將面臨人工智慧（AI）與自動化的衝擊。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預測，生成式 AI 的普及可能在未來十年重塑數千萬份工作，影響範圍甚至超過中國大陸衝擊。《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也指出，低技能與中等技能的工作最容易被 AI 替代，尤其是客服、文書與基礎數據處理等領域。

這種挑戰要求美國政府在貿易與科技政策外，同時設計具體的「緩衝機制」。《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建議，美國應加強地區性產業投資，支持新興科技產業在傳統製造業城鎮落地，以減少失業帶來的地理不平衡。此外，提升勞工技能將是關鍵。從歐洲經驗顯示，大規模的「再培訓計畫」（reskilling programs）可以有效降低結構性失業風險，這或許能成為美國的借鏡。
因此，美國若要在國際上推動「開放多邊主義」，在國內則必須確保工人能在技術轉型中獲得支持。這意味著未來的政策不能僅止於關稅或補貼，而是需要結合教育、再培訓、社會安全網與地方經濟重建。只有如此，貿易與科技變革帶來的利益，才能真正轉化為可持續的社會支持基礎。

當前的國際貿易秩序正處於劇烈轉折，美國不再是單純的自由貿易倡議者，而是在保護主義、產業政策與志願聯盟之間尋求平衡。這一過程反映了全球權力格局的變化，也回應了國內勞工對失業、收入不平等與 AI 衝擊的焦慮。無論是多邊體系的衰退，或是「開放多邊主義」的崛起，都凸顯出一個核心課題：如何在維護國際合作與競爭力的同時，確保美國工人與社區不再成為全球化與技術變革的犧牲品。唯有在內外兼顧的務實策略下，美國才能在新貿易時代中重建合法性與持續的領導力。

 

 

 

 

 

 

     【資料來源：國際經貿服務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