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起，全球經濟進入「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各國貿易往來變得更加密切，經濟發展相互依存。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積極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驅動力。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超全球化」似乎正走向尾聲，全球經濟面臨新的挑戰，許多國家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大陸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中的地位，甚至有經濟學家就認為當初讓中國大陸加入WTO的決策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根據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Dani Rodrik的觀點，過去三十年間全球經濟的「超全球化」現象是由於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而引發的。隨著全球貿易的擴張，中國大陸作為全球市場的主要參與者，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從「世界工廠」的角色轉型為高科技產業的重要競爭者。從最初的製造業中心到現如今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等領域的探索，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路徑顯示了對「超全球化」帶來的深遠影響。《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認為，「超全球化」的興起主要由三個因素組成。(1)得益於科技進步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商品運輸和跨境通訊的成本大幅下降，為全球貿易創造了有利條件；(2)冷戰結束後，各國意識到合作共贏的重要性，紛紛採取更加開放的貿易政策，促進全球貿易的發展；(3)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的加入，為全球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了全球貿易的快速增長。

然而，回顧2020年以來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超全球化的時代似乎已經走到了終點，不論是全球金融危機、新冠疫情等事件都顯示了全球經濟體系的脆弱性。特別是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並在疫情的衝擊下再次放緩。《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預測，2024年全球經濟成長為2.4%，相較2023年的2.6%、2022年的3%以及2021年的6.2%，已連續3年放緩。世銀認為，全球經濟正步入30年來最疲軟的5年，這些變化也代表著超全球化時代的結束，揭示了全球經濟將開始面臨許多新的挑戰。

《外交事務》報導指出，超全球化的過程看似推動全球經濟快速增長，但同時也伴隨著一些負面效應，包含西方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加劇和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都是超全球化所造成的。當全球化推動的進口增加，當地市場受到衝擊，進而影響國內市場的就業機會，隨著失業率的上升，大量外來移民的湧入也加劇了當地人的經濟焦慮。在這些問題未能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有效解決下，進而導致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不斷的被放大。此外，對國家安全和供應鏈脆弱性的擔憂也成為各國推動保護主義政策的重要因素。隨著中國大陸在高科技領域的崛起，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在關鍵技術和產品上的主導地位產生了新的擔憂。這些擔憂不僅引發了貿易摩擦，也促使一些國家在經濟政策上採取了保護主義的立場，試圖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外部挑戰。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1年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率僅為0.7%，遠低於過去二十年的平均成長率6.5%。這一數據顯示了在超全球化時代後期，全球貿易的成長速度已經顯著減緩。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曾經依賴於快速成長的出口的經濟模式正面臨新的挑戰。與此同時，工業化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需求也出現了停滯甚至下降的趨勢，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成長的不均衡。面對這些挑戰，許多國家開始重新思考超全球化的模式及其未來的方向。對於全球經濟而言，單純依賴市場的自由流動已經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未來的經濟政策需要在促進全球貿易的同時，考慮到更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影響。這意味著，未來的全球貿易體系應該更加注重公平性與可持續性，而不是僅僅追求經濟成長的速度。

超全球化的時代帶來無數的機遇與挑戰，中國大陸的崛起不僅改變了全球經濟的格局，也引發了各國對全球化未來方向的反思。全球化不應該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而應該是一個涵蓋政治、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過程。因此，各國在推動全球貿易的同時，也應考慮到可能影響的社會與經濟因素，並制定相應的政策來緩解這些影響，以建立一個更加公平與可持續的全球貿易體系。

對於未來的全球貿易體系，各國需要建立更加健全的制度框架來應對全球經濟中的各種挑戰。這包括加強對貿易政策的監管，確保全球貿易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全球化的進程不應該是不可逆的，唯有在全球化與保護主義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才能在新時代中迎接挑戰，抓住機遇，實現全球經濟的長期穩定與繁榮。

 

 

 

【資料來源：國際經貿服務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