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WTO）於 1995 年正式成立，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是全球唯一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制度組織。截至 2024 年，WTO 共有 164 個成員，覆蓋全球約 98% 的貿易總量。WTO 的最高決策機構為每兩年召開一次的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主要負責重大協議與談判進程的確認。日常運作則由總理事會及旗下機構負責，而負責處理爭端的則是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在這之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成員若認為他國違反貿易規則，可循正式機制提出申訴，經過磋商、專家小組報告與上訴程序，最終裁決具有拘束力，違規國家若不履行結果，原告國可依法進行報復性關稅等制裁。此制度被廣泛認為是 WTO 最具實質效力的創新設計，成功避免了許多潛在的貿易戰。然而，這套機制要良好地運作，必須依賴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成員國需同意遵守共識原則（consensus）與上訴機構之判決。然而，自美國政府阻撓上訴機構法官續任以來，此制度正面臨空前挑戰，為後續 WTO 功能失靈埋下伏筆。

然而，WTO近年來遭遇最嚴峻的挑戰，莫過於來自美國本身的質疑與抵制。作為 WTO 的主要推動者與最大經濟體，美國歷屆政府雖對制度設計有過不同看法，但自川普政府上任後，對 WTO 的態度轉為明顯敵對，並帶動整體制度走向癱瘓邊緣。川普政府對 WTO 的三大不滿包括：第一、無力制衡中國大陸國家主導型經濟模式；第二、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濫權創設先例；第三、侵蝕美國主權以及未能保障美國勞工與製造業。川普政府長期主張，WTO 對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導經濟模式缺乏有效制衡能力，尤其在補貼、技術轉讓與產能過剩等問題上，現行規則難以處理根本結構性扭曲。這使美方對該組織的執法能力產生質疑。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2018 年報告指出，WTO 現有機制根本無法處理這類結構性問題。此外，美國也批評 WTO 上訴機構在裁決時超出授權，制定具拘束力的司法先例，限制了美國國內政策空間，例如，涉及「零稅率」計算與反傾銷案的判決常遭美方抨擊為「司法擴權」。川普將 WTO 視為導致美國國內產業空洞化的元凶，並主張現行端解決機制對發展中國家過於寬容，對美國藍領階級造成實質損害。

因此，川普政府於 2017 年起開始阻止 WTO 上訴機構法官續任與補位。至 2019 年底，由於剩餘法官不足三人，導致上訴機制正式癱瘓。這代表任何不服小組裁決的會員國，只要提出上訴，即可讓案件進入「法律真空」，拖延到無限期。儘管之後拜登政府表面上重申對多邊貿易制度的支持，實際上卻延續前任的制度封鎖政策。2021 年，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日內瓦發言時指出，WTO 爭端解決機制必須進行「深層改革」方能重啟。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前 WTO 上訴機構法官及資深研究員分析，這種曖昧立場導致其他會員國對美國改革誠意抱持保留態度。此外，川普政府也透過關稅戰繞過 WTO 系統處理的貿易爭端，以「國安為由」對中國大陸鋼鋁課徵重稅，並對價值超過 3,700 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引爆歷時數年的美中貿易戰。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這些行動實際上等同於「對 WTO 的去功能化」，更促使其他國家質疑多邊體制的有效性與必要性。正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資深研究員 Edward Alden 所言，川普繞過 WTO 的舉措「等同於宣布該體制死亡」，這場由美中主導的權力競逐，已嚴重削弱 WTO 的裁判功能，讓WTO陷入一種「有規則卻無執行力」的制度危機。

 

 

 

 

 

 

       【資料來源：國際經貿服務網】